相应的，程序瑕疵也就可分为基本程序瑕疵与辅助程序或程序要素瑕疵。

但该征收土地通告未将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地点等予以公告，内容不完全符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第25条第1款的规定。在刘红梅与重庆市公安局行政复议案[55]中，被告作出《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后，委托北部新区公安分局送达。

这个顺序就反映了土地登记程序的内在时序规律，其中一些程序是不宜颠倒的。原告认为被告答非所问。例如，在前引邓志春与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行政处罚案中，被告对原告到北京上访的行为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进行行政处罚，但其处罚决定书误将非正常上访行为发生地——天安门地区——认定为中南海周边。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被告的征收决定本身符合法律规定，遂在对该程序予以指正的同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行政行为的法律事实要件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法院认为，申请登记的住宅早已被依法征收且已被拆除，不论是在C地块还是在A地块，对不予登记决定不产生影响，不予登记决定并无不当，遂仅予以指正。（一）对事实的非关键要素认定错误的指正 所谓对事实部分要素认定错误的指正，是指行政行为所认定事实的部分内容或要素不正确，但对这些事实内容或要素的错误认定没有或不会对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产生影响，法院从而对其予以指正的情形。但是，规范层面守护者的权威是形式上的，要想使守护者具有实质的权威，还需要将这种规范层面的权威落实在宪法的实施中，发挥实效性，只有在实施中具有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

直到今天，宪法法院还一直是德国《基本法》的守护者，而且通过适当的宪政机制消除了各种侵犯宪法的现象，成功地保护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另外，法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陪审团深刻地影响了公共决策。纯粹法学的凯尔森就认为法律是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整个法律制度的构建存在于从应当规范到具体应当规范这种等级化秩序之中，其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从静态维度来讲，处于低位阶规范的效力来自于一个比它更高的规范，所有法律规范力最终会追溯到宪法规范。但是，联邦与各成员之间的宪法性争议案件除外，这些案件由联邦会议决议并由联邦对相关邦国进行强制性制裁。

然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位阶仅次于宪法，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并且是其他规范的上位法。实际上，只要存在权力的地方，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容易产生压迫性的危险。

在这些释义中，各有侧重。实际上，此种模式体现了议会主权之下违宪审查逻辑悖论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尝试，从形式上看是两个机关都享有审查权，实际上立法机关在监督宪法实施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司法机关的审查只是辅助性的，并没有最终决定权。对例外状态的决断胜过如何决断的过程，这由具体政治秩序情景所决定，紧急状态容不得思考和民主审议。根据社会契约，人们通过契约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自由和自治，这种自由受到公意保护，每个人都是公意的一分了。

在此期间，1818年各邦中的《巴伐利亚宪法》和1831年的《萨克森宪法》都规定了关于宪法守护者的问题[20]，《萨克森宪法》还规定国事法院具有解释宪法和解决政府与等级会议之间无合意存在时的审判权，国事法院之所以被认为宪法守护者，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宪法是否需要保障。这种权力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存在。1867年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由各成员代表组成的政治性机构联邦参议院来处理宪法性争议，法院仅仅只有形式上的审查权，尽可以对规范性文件的签署、颁行和发布是否恰当进行判决。所谓的中立性并不是与政治绝缘，从宪法结构上来讲，守护者本身作为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已经表明其是现实政治的一种制度安排。

黑格尔希望把启蒙运动主张的现代自由、新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革命融入到制度化实践之中，同时把自由统一到由国家加以凝聚的伦理秩序之中，以保持政治的统一性、团结和协作。而在宪法政治出现的时候，法律意义上的守护者退场，人民作为宪法的最终守护者就会出场。

尽管《香港基本法》承认特区法院拥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具有最终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才是最终的。最高人民法院也仅享有审查要求权，至于这个要求能否真正进入审查程序，完全取决于违宪审查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判断。

更加重要的是，全国人大是一个非常设性的机构，这使得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基本上落空。黑格尔宪政思想的知识论来源是亚里上多德的宪政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宪法的双重定义：狭义宪法仅仅是政治权力结构、政体制度和规范性问题。但此项处置得由联邦大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享有主权的人们通过公意表达他们的自由，这种表达是理性的声音，它总是在个人利益和激情销声匿迹之后才能被人听到。[10]《魏玛宪法》第19条规定：在任何一邦内，有宪法上之争议而该邦无该管法院足以解决此争议者，又各邦间或联邦与某一部间为争议时，除关于非私法问题外，得由当事者一方请求联邦高等法院判决之，但以不归其他联邦法院管辖者为限，高等法院之判决，由联邦大总统以命令执行之。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和六十七条的规定，宪法监督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因此，全国人大专门委员在监督宪法实施层面，很难有效地承担违宪审查的职责。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国就建立了拥有裁判邦领主与贵族之间法律争议权的帝国最高法院、帝国宫廷法院和特别仲裁机关{18}，但由于帝国的专制性质决定了这些审判机关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宪法守护者。

从宪法守护层面来讲，没有宪法解释权，就无法监督宪法实施。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赋予法院相关的违宪审查权，这个与目前体制的衔接处在一定的困境。

这样的宪法实际上并不符合现代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君主的力量不受宪法制约，或者说制约程度很小。有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为前提，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先设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宪法委员会，然后再使之演化为宪法法院{30}。

[16]法国《共和八年宪法》第21条规定：所有护民官或政府认为违宪之行为，元老院（参议院）守护者都有权加以确认或使其失效。再次，如果这样的利益集团或者政党本身具有超脱宪法之外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不仅不会守护宪法，反而其存在对宪法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汉密尔顿就曾经形容1803年之前最高法院既没有剑，也没有钱，是最弱小的部门和最不危险的分支[3]。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宪法的守护者，但似乎主体还包括国务院、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但是，中国宪法守护者是由立法机关来担任的，立法机关很大程度上会将自己制定的法律排除在违宪审查的行列外，其中立性品性显而易见是无法得到满足的[28]。例如，卡尔·施密特就将古雅典的护民官、监察官、法律顾问和斯巴达的‘五长官制都看作是宪法守护者的一种类型{15}。

然而，宪法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还是政治共同体建构的原则：有一种根本的或在根基处涌动的力量或能量使政治统一体处于不断形成、不断创造的过程中，宪法就是这个过程的原则。在罗马宪政中，元老院是一个审议的团体，存在于共和与罗马帝国两个时期。

但是，这种强权的国家强大足以保护个体自由的时候，也会强大到足以压迫每一个人。在征服美塞尼亚之后，五长官的权力逐渐增大，不仅可以监督斯巴达城邦的一切官员，而旦后来竟然有权审判以至处死国王。

综上所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以及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来看，尽管专门的宪法法院是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守护者，但宪法守护者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标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选择何种类型的宪法守护者更多受到了宪政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结构的影响。因此，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们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们的权利而存在。因此，享有制宪权的人民才是宪法最终依靠的力量。[25]《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联邦大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

在此种情况之下，可以将守护宪法的任务交给这个专门委员会来完成。在此种意义上，这些彼此监督和制约的政治力量，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宪法守护者。

从宪法的制定来看，体现了宪法的政治属性。总统通过决断，才能保证国家的统合性。

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和违法审查的合二为一，是宪法守护者缺乏中立性导致的[29]。[1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第93条第1款规定：联邦宪法法院裁决下列事项：（一）遇有联邦最高机关或本基本法或联邦最高机关处务规程赋予独立权利之其他关系人之权利义务范围发生争议时，解释本基本法。